【我和我的母亲】1~3

，颇得青睐。

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，姥姥又是个闲不住、生怕儿烂到锅里的主，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。

母亲条件好，眼光又高，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。

父亲一见着母亲，立马展开了攻势。

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，母亲当然不以为意。

父亲就转变火力点，请爷爷找媒婆上门提亲。

姥姥一瞅，这小伙不错，还是老同学，家里条件又好，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幺样的？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，说这事强求不得，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品。

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，就差没指着鼻子说，这就是钦点婿。

父亲臭毛病不少，但其实不坏，甚至还有点老实，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，也就得过且过了。

84年我出生，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。

94年民办教师改革，父亲被赶到了小学。

混了几天子，他索拍走，在我们村东桔园承包了片地，建了个养猪场。

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。

因为通方便，村里环境又好，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，一家都搬回村里住了。

当然，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

母亲上课忙，只能把我撇给爷爷。

后来在城里上小学，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。

父亲的事让一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爷爷四处托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要看“能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”了，“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”。

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

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“嫖”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
家里的存款，爷爷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12万缺。

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，姥爷还是拿了3万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，还缺4万。

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，母亲当时1千出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。

家里不时会有“债主”上门，一坐就是一